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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土丨冯印谱:民办老师,我可望不可及的梦

冯印谱 新三届 2021-04-24



 作者简历


本文作者


冯印谱,山西万荣人,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,高级记者。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、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。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、硕士生导师,山西大学商务学院、中北大学客座教授。著述颇丰。


原题

民办教师

我单相思的职业




作者:冯印谱



高中毕业后,我最大的心愿,就是在本村学校当一名民办教师。
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“文革”后期。

我们村是有四千多口人的大村子,学校从幼儿园到初中,有二十多名教师,民办教师多于公办教师。公办教师多为“文革”前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,一跨出校门,就是名正言顺的国家编制内的人民教师,吃国家商品粮,每个月挣几十元工资,就像进了保险箱一样。

民办教师则比较复杂,有县民办教师,有大队民办教师等。县民办教师每个月由县级财政补助十元左右,大队民办教师每月由大队补助几元钱。两类民办教师都主要靠挣工分,男教师每天十分,女教师每天八分,年终把所挣的工分拿到各自的生产队参与分红。

那时有一个社会现象,农村孩子初中毕业后,希望继续深造,面临两种选择。一是报考高中,学制三年,然后报考大学,这是一个长期投资,如能考取大学,前程不可限量。二是报考中等师范学校,学制只有两年,花钱少,一毕业就能当公办教师,多数农家子弟选择了这条路。起初,高中生有点飘飘然瞧不起师范生,认为自己学业优秀,考大学又指日可待,工程师、科学家已经向他们遥遥招手了,师范生也就只能当一辈子“孩儿王”。

高中生考上大学当然高兴,落榜生回村当了民办教师,跟公办教师相比,一个是城镇户口,一个是落户农村;一个吃国家商品粮,一个在生产队分口粮;一个领财政工资,一个挣大队工分,此时此刻,用一句俗语形容他们的心态最为恰当:凤凰落架不如鸡哪!

由于城乡差别,农村青年男女渴望“跳农门”,只有考学、参军、招工几种途径。“文革”爆发后大中专院校招生停止了,参军名额有限,招工需要“走后门”,农家子弟进城参加工作的渠道几乎被堵死了。这时,民办教师便成为青年人羡慕的职业。

当上民办教师,就不必像生产队社员那样天天上地干农活,盛夏割小麦,严冬修大寨田,挑尿桶送大粪,汗流浃背,又脏又累。民办教师一般穿戴制服衣衫,干净整洁,家庭条件好的,足蹬黑色皮鞋,手腕上戴一块廉价手表,上衣口袋别着一两支钢笔,在村里鹤立鸡群。他们在学校有单人宿舍,最多两人一间,教学活动之外,有一块安静舒服的天地,尽情地看书,写作,绘画,吹笛子,拉二胡,要多惬意有多惬意!

我在本村学校读书时,民办老师有牛永胜、冯全林、冯保安、冯进录、冯晋朋等。牛永胜是潘朝村人,语文数学别的课也能代,吹拉弹唱样样精通,他一手组建了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,排演的节目远近闻名。冯全林在阎景中学初中毕业,但各方面努力上进,也擅长吹拉弹唱,牛永胜老师调走后,他接手了宣传队工作,办得有声有色。

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,全林老师于第二年考取了山西财经学院,毕业后分配到运城地区政府机关工作,非常出色,不幸在一次支农活动中,突发心脏病,英年早逝,令人痛惜。

冯保安老师家庭贫寒,待人以诚,工作上进,学校和大队将他作为预备党员和又红又专的典型培养,高考制度恢复后他考上大学,毕业后担任公办教师,直至退休。冯进录老师初中毕业,担任我的初中班主任,还代语文课,我写的不少作文,冯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讲评,对我后来从事写作是一种鼓励和引导。冯老师后来担任过多年大队干部,写得一手好毛笔字,热心为村民服务,家家户户办理红白喜事,都请他主事打理,是村里的大忙人。冯晋朋老师“文革”前阎景高中毕业,考大学因身体原因未被录取,回村担任民办教师,后转为公办教师。他数学特好,寡言少语,与人无争,与事无争,闻讯前不久因病去世,令人惋惜!

我姐姐也是一名民办教师,一干就是十多年。她1964年阎景高中毕业,报考大学没能录取,应该跟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政审不合格有关系。那时村里高中毕业生稀缺,姐姐回村后当了县管民办教师,1971年调到太原市阳曲县泥屯镇担任民办教师,经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。

1976年初,我捧着一张高中毕业文凭回村参加劳动,又刚刚加入了共青团组织,感觉有资格当一名民办教师了。关键在于,高中求学阶段,在运城地区直属中学阎景中学王全军、贾华、屈殿奎、王增义等老师影响教育下,我爱上了文学创作,不知天高地厚,将自己课余时间创作的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等,投寄给省内外报刊,虽然没能发表,但有的报刊给我寄来相关写作书籍,有的报刊编辑写来热情的鼓励信件。所以,我渴望到村学校当一名民办教师,最好能代语文课,这样就有了充裕时间搞文学创作,一步步实现当作家的理想。

然而,美好的希望变成了五光十色的肥皂沫。

在我高中毕业的前后几年间,有的同学一回村就进学校当上民办教师,他们或是大队干部子女,或有其他方面的关系。我父亲在“文革”中被错划为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,是被大队革委会治保股管制的“黑五类分子”,我属于“黑五类分子子女”。所以,我没有勇气向大队干部提出要求,实际上提出来人家也不会批准的。

同样是跨出高中校门,当上民办教师的同学穿戴一新,在学校吃住,教学之余,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无忧无虑,轻松愉快。没当上民办教师的同学,我们这一届同村有近二十名,只有我们高14班班长、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冯义荣,报名参军在青岛当了海军,其余都成为各生产队的壮劳力,干着最苦最累的农活。我尝到了当农民的滋味,更渴望当一名民办教师。

转眼到了1976年夏天,一天晚上,大队召集我们这届高中毕业生开会。在大队部会议室,我见到了阎景中学贾华和王全军两位老师。贾华老师是我的班主任,一直关心培养我,临毕业前夕我加入了团组织。王全军老师代我语文课,经常给我“吃偏饭”,修改文章。两位老师是我的恩师,毕业后我毫无建树,无颜上学校看望他们。今天在我们村相见,格外亲切。

当晩参会人员有大队党支部革委会干部,学校校长,十二个生产队贫协组长,以及我们十几个毕业生。贾华和王全军两位老师此行的任务,是负责调研阎景中学毕业生回乡后的情况。会上,我们几个同学各自聊了回村后的感受,给学校课程设置如何与农业生产实用相结合,提了一点建议。然后先回家了,其余人留下继续开会。

事隔几天,一位生产队贫协组长告我,那天晚上你们走后,你们老师在讲话中,提到希望大队干部重视重用有文化的高中毕业生问题,还特别点了你的名字,夸你在校期间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,又擅长写作,可以安排当个民办教师,或做点其他文字工作,比在生产队劳动更能发挥作用。大队干部当场频频点头,声称他们予以考虑。

离校了,老师仍然在关心他的学生,我听了能不感动吗?

此后,我每天期望着大队干部能够落实两位恩师的建议,给我予以重用。我也自负满满,跟别人相比,我一点也不弱。让我当民办教师,我一定会尽职尽责,干出一番优异成绩来。

然而,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!

我只好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,利用夜晚和下雨天不出工,看书,写作,投稿,宛如一只蜗牛,在理想的道路上艰难跋涉……

九十多岁的王全军老师,精神矍铄,祝他健康长寿

民办教师是全国一个普遍问题,在大中专院校十年不招生(后几年招过工农兵学员,人数有限)的情况下,小学初中师资严重匮乏,学校只好聘用大量的民办教师替代公办教师。对民办教师,政府仅仅发给每月十元左右的补贴,他们主要依靠挣工分吃饭,养家糊口。民办教师不为生产队创造丝毫价值,却要在生产队分口粮,在生产队分红。等于国家本应由财政支付的一大笔教育资金,悄无声息地转嫁给人民公社生产队,转嫁给了农民。中国农民忠厚善良,对此不敢吭声,更不会闹事,默默地承认了这一现实,承受了这一负担。更为可悲的是,农民们打心底认可,民办教师在学校辛辛苦苦教的是自己的孩子,自己为他们做些付出,理所当然。

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,77级至79级入学的大学生被称为“新三届”大学生,他们中不少担任过民办教师,在遽然而临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中,显然比在田野里干活的插队知青和回乡知青,比在工厂车间干活的青工,占了不少便宜。

现在的丁樊村学校内景

看看我们村学校的民办教师:一人考取北京钢铁学院,一人考取北京化工学院,一人考取山西财经学院,一人考取山西师范学院,不少考取专科中专。

我爱人家住山西省孝义市,高中毕业后,在本村学校担任过6年民办教师,于1978年考取南京气象学院。全国各地的情况,大体如此。

然而,一边是喜,一边是忧。那些连续几年没能考取大中专的在职民办教师呢,依然默默无闻地坚守着岗位,培养着一届又一届小学初中生。

冰雪消融,春回大地,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,土地、耕牛、农机分到各家各户,人民公社及生产队变成了历史名词。皮之不存 ,毛将焉附,这样一来,民办教师的主要收入工分,立刻失去了分红的地方。政府闻风而动,将他们的工分改为工资,我们村学校每位民办教师月工资三十元左右。民办教师也分到了土地,他们一边教书育人,一边耕种责任田,“我拿青春赌明天”!

改革开放,潮起潮落,由农村涌向喧闹的城市,又由城市涌向平静的农村。村里有人承包了果园,有人做起了生意,有人搞起了运输,其经济收入远远超过了民办教师的工资,于是,不少民办教师忍痛辞退此前求之难得的职业,投入到经济大潮中一展身手。

俗话说,人没有前后眼。后来,国家为了稳定教师队伍,提高农村学校教学质量,逐步将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,直到彻底取消民办教师职业。当年辞职离校的民办教师傻眼了,坚持留在学校的“同伴们”一个个转正为公办教师,能不令人眼馋吗?

世上最缺的一种药,名叫后悔药。

转正为公办教师,就纳入了国家公教系列,不仅享有一定的工资福利待遇,退休后每月有四五千元养老金。而农村的农民呢?不用我啰嗦,大家都清楚。

中途自愿告别了民办教师职业的“民办教师”们坐不住了,纷纷串连起来,要为自己讨个说法。十多年前,老家几位“民办教师”代表专程赴省城找我,希望我利用新闻媒体,替他们呼吁呼吁。我虽然没有当上民办教师,但很了解他们的情况,同情他们的“遭遇”,特意写了一篇内参稿件,刊登在《山西日报内参》上,以期引起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关注,为这一特殊群体分忧解难。

图中坐者为我的初中班主任冯进录老师,左一同学冯起温,左二同学冯青玉,三人都当过多年民办教师,只有冯起温转为公办教师,担任过贾村中学校长

几年后,老家曾经找过我的“民办教师”代表欣喜的告知,他们反映的问题总算有了一点眉目。当地政府出台一项政策措施,给予这批脱岗的民办教师,依据其从事教学的工龄长短,每月给予补助,从六十岁生日起领取。比如说,当年担任过十年民办教师,现在每月可以领取十元钱,每年一百二十元。这笔钱,叫养老金亦可,叫生活补助亦可,或者还有什么恰如其分的名字,亦可。

全国各地政府的财力不同,解决这一遗留问题的政策和标准也不同。不管怎样,每个月有了十多元,对于他们来说,心灵上多多少少也算一丝慰籍。

冯晋朋老师病逝,学生们送匾悼念

民办教师是中国特殊情况下一个特殊职业,民办教师是中国特殊情况下一个特殊群体,他们为中国的基础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,国家不应忘记他们,人民不应忘记他们,历史不应忘记他们。

屈指算来,跟我年龄相近的这批“民办教师”都巳年过花甲,衷心祝福他们晚年幸福!

今年疫情期间,家乡学校大门
 
2020年7月11日
草于太原市小店区新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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